今天是

古今邮政漫谈(三)
湖南衡阳邮政特邀监督员 陈伟一

    2020-04-29
   宋元时期的邮政

  北宋时期,邮政系统又迎来了一次大大改革。由于和北方少数民族连年交战,宋朝的邮政系统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主管邮政的部门由户部换成了兵部,也就是划归“国防部”管辖,而邮政从业人员也从普通百姓换成了职业士兵。按当时的规定,驿站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一共分三个等级:“步递”,“马递”和“急脚递”。因为连年战乱,马匹都上了前线,普通邮件只能就是用人肉“步递”了,“马递”用于紧急文书的传递,而“急脚递”属于最高等级的“特快专递”,达到这一级别的文书指令需要一天骑马奔行250公里的路程,比唐朝的每日200公里还要快,驿道上每5公里就有一个“急递铺”,所谓“铺铺换马,数铺换人”。

  那么宋朝的“急脚递”适用于什么情况呢?至少有一个历史上的应用场景,我们都很熟悉。公元1140年7月,岳飞麾下的岳家军驻扎朱仙镇,准备一口气直捣黄龙,却在一天之内收到十二道让他迅速退兵的“金牌”。这种金牌实际上就是一块一米多高的木牌,先刷红色油漆,再在上面用金粉写上一个大大的“急”。这时的急脚递叫做“金牌急脚递”,背着这么一块大牌子飞驰在路上的时候,行人都要避让,如果在路上撞死了行人是可以不负责任的。皇帝连下十二道金牌,实际上就是一连发出了十二封紧急快递。当时的南宋首都在杭州,朱仙镇在开封,从杭州到开封大概900公里的路程,只要三天多时间就收到了。岳飞在收到一大堆的快递后,只能感叹一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然后含恨退兵,回朝后被绞死在风波亭。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当时宋朝严格的“急脚递”制度,岳飞很可能不会那么快收到那么多金牌,如果不收到那么多金牌,他就可能率军与金军决一死战,说不定可以打败金国,中国的历史可能也会改写。当然,中国邮政不能背这个黑锅。

  元朝时期,蒙古人将邮政的“急脚递”改名为“站赤”(可能是蒙古语的音译)。因为元朝的疆域辽阔,政府把驿站开到了西域,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全国的驿站将近有1500处。随着邮路横贯欧亚,好多官员也公器私用,利用国家邮政系统为自己走私、运输货物,贪污腐败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不久就被明朝所取代。

  明朝的邮政

  明朝建立以后,出身平民的朱元璋极度痛恨官员的腐败。他在登基后就宣布驿站的车马只能用于公务,绝不能“公车私用”。破坏规则的都是一些皇亲国戚,有一个叫郭镇的驸马因为让驿站的车夫运送了自己的三捆榛子,已经被朱元璋在山海关沿线各驿站通报批评,并勒令公开检讨。朱元璋还有一个驸马爷叫欧阳伦,是女儿安庆公主的老公。此人不但政治觉悟差,而且不太关心“大明联播”这样的重要新闻播报,在郭镇被通报批评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态度嚣张,顶风违纪,继续用邮政驿站走私茶叶,终于被震怒的朱元璋下令杀鸡儆猴,直接处死。朱元璋这一整风运动立刻震住了全国上下官员滥用驿站的歪风邪气。

  但明朝自正德、嘉靖以后,政治日益腐败,邮驿制度也产生许多弊端。最高统治层利用邮驿,大肆挥霍。正德年间,发生了多起太监到各地驿站勒索驿银、捆打驿官的事件。司礼太监刘允借奉命去西藏迎接活佛之机,在沿途水驿大肆挥霍。在成都驿,日支驿粮百石,蔬菜银100两;在这里置备入藏物料,竟用银高达13万两。正德皇帝下江南游耍,所费更巨。他命令沿途驿站准备美女,以备皇帝来时随时寻欢作乐。这一次仅水路驿站所用人夫即达数十万,严重地骚扰了人民的生活,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驿站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负担,许多驿官都逃亡在外,驿务多废。

  在贪腐横行的情况下,明朝一些官吏主张对邮驿进行改革,其中就包括海瑞。海瑞生活上极其俭朴清廉。海瑞也对邮政系统的铺张浪费十分厌恶,向朝廷上疏陈言,各地邮政驿传的招待费摊派给百姓,负担太重了,决定在自己管辖的淳安县作为试点单位,把邮政的招待费降至原先的1%左右。海瑞的建议几乎是完全取消了“三公消费”,此举不仅得罪了朝廷中的许多高官,当然也没有在全国进行推广。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宰相,他的邮驿改革是从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入手的,他提出了六条对官员的限制。比如,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侵扰邮驿;过往驿站的官员只许按国家规定的级别供应食宿,不许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除邮驿供应外,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还规定政府官员凡非公务而是到离任或请事假等旅途费用,一律不得由驿站负担,不得动用驿递的交通工具等等。这些改革,大大降低了邮驿的经费开支,经过整顿后,全国共省减邮驿经费1/3左右。

  明朝末年崇祯年间,广东番禺县竟然“大雪尺余”,海南岛中部地区都有霜降了。大明朝遭遇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央财政更是入不敷出。御史毛羽健上书说“驿递一事,最为民害”,接着兵科给事中刘懋又给上书称:“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的约十之七八,而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刘懋还给皇帝算了一笔账:如果裁掉邮政驿站,一年大概能省下白银六十八万五千余两。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呀,于是崇祯皇帝马上拍板裁撤驿站,好多人就这样下岗失业了。其中银川驿有一个下岗的邮政马夫叫李自成,他振臂一呼,揭竿而起,亲手埋葬了大明王朝,崇祯皇帝最后在煤山上吊自杀。继周幽王、唐明皇之后,又有一个帝王在邮政系统上栽了一个大跟斗。

  近代的邮政大变革

  清朝的邮政系统基本沿袭明朝,因为国家的邮政系统都是服务于政府的,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办法享受邮政服务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到清朝康乾时期,各种民办的“民信局”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为了竞争,城市的居民不需要把信件或邮包送到邮局,会有专门的“邮差”上门收件;所有信件都会被登记挂号,注明邮品内容,可以购买保险;邮寄的顾客可以选择预付,也可以选择由收货方付款的“到付”;如果需要一封信件或一个邮品特别迅速投递或被特别小心保护,可以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达到这个目的。

  到清朝末年,政府贪腐现象屡禁不绝,邮政开销还直线上升,每年用于维持全国2000处邮驿体系的运营费用超过300万两白银。关键是官办的邮驿系统的效率低下,连政府官员都不相信国家邮政系统了,地方报送到北京的官方文件有的都用“民信局”了。而在中国经商、办企业的外国人就惨了,早在乾隆年间的时候,乾隆皇帝就立下了“防夷五则”,其中一则就是“禁止中国人为外国人送信”,所以外国人在大清国只能自己派人送信。

  清嘉庆年间的1798年,葡萄牙“皇家海邮”到达澳门,这是中国第一次与国外的邮政系统的亲密接触。1826年,侨居在澳门的英国商人不顾广东地方官员的反对,自行组建了“船舶邮局”。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更多的外国通商邮轮开始出现在以上五个通商口岸,而且外国人自己组织的“书信馆”也扩展到了十几处口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约定外国使节的通信不受干涉,可以自雇信差,也可以要求中国政府承担寄递。这一条也成为了外国人在中国推行邮政服务的契机。

  1878年,李鸿章委托英国人赫德开办海关总税务司,在北京、天津、上海、烟台、营口五个地方开设海关,为了方便五个海关之间的业务往来,赫德依托海关开办了“海关邮局”,算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878年8月,海关邮局首次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套邮票共3枚,主图是清皇室的象征——蟠龙。

  1885年,清政府在镇南关大捷中大胜法国,法国人立即用电报通知了他们在北京的使领馆,法国大使立即向清政府提出较为温和的和谈条件。当时形势对清朝不利,清政府还十分奇怪,为什么法国人突然变得温和了,没有多想就签订了《中法新约》。几天后,镇南关大捷的消息才传到北京,慈禧在后悔之余,更深感大清邮政事业的落后,已经关系到了国家的兴衰。

  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大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集结603名举人公车上书,联名上奏光绪皇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公车上书也就是各地的举人可以乘坐国家邮政系统的公务用车,到北京出一趟公差,这也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此时的大清国邮政系统已经濒临崩溃,考虑到邮政是国之大计,必须掌握在国家自己手里,政府公文通过民间邮局传递也不安全,所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多名权臣的一再上奏,清廷终于在1896年的3月20日准奏开办官方邮政系统。1897年的2月20日,“大清邮政总局”正式开张营业了。大清邮政总局的成立,也意味着在时代将要进入到20世纪的时候,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官方的近代化邮政系统。为了和遍布中华大地的数千家民营的“民信局”竞争,大清邮政总局一方面规定铁路运送的邮件只能是大清邮政总局的邮件,另一方面大大降低官方寄邮的邮资,降价幅度甚至一度超过80%,终于在1909年前后,大清邮政总局取得压倒性优势,垄断了全国的邮政业务。

  辛亥革命胜利后,于1912年将大清邮政改为“中华民国邮政”,在交通部中设立邮政总局。直到1934年5月,郭心崧任国家邮政总局局长,开始实施《中华民国邮政法》,此举不仅结束了外国人一直控制我国邮政大权局面,民信局彻底消失,终于实现国家邮政统一。此外中华民国邮政总局还大力发展储金业务,创办简易人寿保险,这也是现在中国邮政储蓄和中邮保险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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